现在不少对这对那都不满意的人，上网骂完人、签完名，还是会中规中矩到公司上班，因为日常工作中不守规矩就会有成本。这样一个判断简单却很重要，它决定中国是继续坚决的推进市场化改革，还是大摆免费午餐。

进入2006的门槛，对于过去的一些事，脑子里还是混沌不清。不禁回首，想看尘埃落定。

我曾想象，2001年那两架撞向美国世贸大厦的飞机像两只蝴蝶，它们引起的蝴蝶效应涟漪全世界，成了改变许多人选择的约束条件。

在加拿大，李嘉诚原来由于开采成本过高而一钱不值的油页矿，由于选择的人们增多而变得炽手可热；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在莫斯科，因恐怖主义提高的油价，使向来由于财政困窘而受制于寡头的俄罗斯政府一时间变得长袖善舞，普京一改叶里钦和丘拜斯的委屈求全，选择了对寡头的全面开战。而在中国，那两只蝴蝶的效应凸显了中国商品和到中国投资的便宜。2002年，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购买的浩荡，使中国经济踏上了连续几年的炽热增长之路。浙江一个省，2001年卖给外国人210亿美金的东西，2005年就增加到近千亿美金。整个中国的生意也一样火，出口从2001年的2600多亿美金，增长到2005年的近8000亿美金。

房地产价格飙生不能归咎于房地产商

2002年突然增加的外需，导致了国内要素的全面紧张。满足这些需求和它拉动的需求，要用电用煤用公路，要用民工要用土地等等。但2005年末，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货车轮胎销售大幅下降，说明公路货运量增长放慢，这又意味着商品交易量增长放慢。交易量增长放慢，暗示着人们收入不会有什么增加。收入没有增加对一些商品的选择和需求会有明显的影响。比如房地产，估计未来两年人们就不会有更多的钱来推高房价。

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靠外需拉动是经济界的共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也与外需暴增有关。恐怖主义使得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暴跌，后果是需求之水东流，外需浩荡而带来的蝴蝶效应辗转增加了对中国房地产的需求。一是外商投资要用地，与外需联系的相关产业投资要用地；二是在需求暴增中赚了钱要买房买地。需求本身还派生出更多复杂的需求。据我了解，浙江一些中小企业预期房价走高，就把企业存款和流动资金换成房产。一家企业老板告诉我他没什么现金，需要流动资金就卖一两套房子就是了。

需求东流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贸易赤字，恐怖主义带来的石油价格暴涨，也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与此同时，反恐还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双赤字导致美元暴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国资源相对更显便宜。便宜的不光是商品，有竞争力的国家钞票也便宜。由于管制，外币换成的人民币不能拿在手里等升值，而是变成更有升值潜力的中国发达地区的房地产，将来汇率变化就有双重升值。央行仅是在上海的调查就表明，外资密集地分布在上海房地产的上中游各个环节。

国外如此需求，房地产价格能不高吗？如此，把中国房地产价格飙升归咎于房地产商人的没有良心，显然不是科学的经济分析。

但是，自2004年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又增长回高位，欧盟传统的福利主义又让它大搞反倾销，外需对中国增长的推动也在逐渐减弱。目前，从公路货运反映出的中国商品交易活动的放慢，以及相应带来的收入增长放慢，再加上交易减少企业需要流动资金维持而卖出房产，对未来房地产，我的推论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有钱来推高。当然，这还跟外资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如果预期升值空间大，相对就觉得中国房地产价格低，还会增加选择，那么房地产价格将不会迅速走软。

民工荒不会再现

过去几年，还让人大动感情的就是民工荒。

我国经济出现民工荒，是难得一见的好现象。我国经济历来为就业所约束，为剩余劳动所困，现在竟然有了供不应求，劳动有了新的更好选择而放弃原来的选择，这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进步。这种情形过去只出现在经济远比我们发达的日本、香港、台湾等地，他们尽管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还是因劳动力紧张要进口劳动力。对劳动的需求和选择增加自然要出新的价格，民工当然也会增加收入。

但不少人却高兴不起来，民工荒，这个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进步，却成了许多人谴责企业家的又一个理由。说是老板没有人性造成。尽管老板并不都是好人，但是缺少民工成荒，而且普遍，就不能用老板的人性如何来解释。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以前就存在，为什么2002年前没有民工荒呢，难道很多老板的良心在2002年才大大变坏的？问题还是要从需求变化来理解。2002年外需汹涌进入，增加了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当然包括劳动。我们查查过去几年那些民工大省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统计年鉴，就会发现他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在增加。而这些东西的增加就意味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如果劳动力在当地就能找到工作，意味着过去千里之外的工作成本增高，价高选择就少，于是才有了两个三角洲的民工荒。民工荒并不是坏事，它至少反映了过去几年，繁荣在向中国内地蔓延，市场好处有更多人分享。

2005年12月，联合国公布中国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说贫富悬殊开始恶化。张五常教授批评其是误导的指数，指出过去好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基尼系数不可能上升恶化。我同意张五常教授的批评。2004年，我在新华社的一家报纸上就撰文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被感情夸大》。我不相信一个靠制造业来获得增长的经济，一个能容纳许多人就业的，市场好处能为大多数人分享的经济，竟然会有统计数据所说的那样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除了恢复计划经济，由国家厘定工资标准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经济来缩小这种差距。用印度的IT经济？它的差距更大，平均日收入一美元的有三亿人，差距会更大。而我国现在日均一美元收入的人已经减少到几千万。

最近还有一省高官谴责企业不给民工涨工资。其实劳动力价格也是市场决定的。可以先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买东西总和人讨价还价要买便宜，而不是嫌别人的东西便宜，要付高价买进。事实上，任何企业如果真像有一些人要求的那样，果真高价购进生产要素的话，也不会有民工增加工资，因为竞争中高成本企业早死了，民工没有地方领工资。当年英国人欧文和法国人傅立叶，就热衷凭感情和道义给人发工资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他们的乌托邦和公社很快就灰飞烟灭。遗憾的是，至今许多人不明白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存在。

话说回来，我从2005年货车轮胎卖得不好推论，未来两年我们大概不会看到2002年以来的民工荒了，民工收入将不会有什么增加。货车轮胎卖不好，最终反映的是生意不好，交易不多；而交易不多就不会增加多少就业，就业减少收入从何增加？

中国面临危险或危机？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甚至断言“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

我想，这大概跟2002年以来，外需的这轮增长的好处大多被市场分配给企业家和职工，而不是人文知识分子有关。这一点从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两个相反现象就可看出，市场更多需要的是中国的体力，而不是我们现在好些文化人所谓的知识。但文化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通常又比车间田地里的人有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时代。于是，这轮增长中被边缘化的文化人，眼里、笔下的贫富差距来得就比以往大，社会也比以往糟。

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节约了获悉社会情绪的成本。但是，声音大并不一定就反映了社会共识。比如在这轮增长中没有分享到多少市场好处的人文知识分子和预期较高而待业大学生，他们的抱怨又反映多少民工的想法呢？只不过他们有文化，会用网络，声音很大罢了。

中国并没有在网络等舆论上所渲染的危机和危险。中国社会历来的起义动荡，都是在百姓揭竿而起的成本为零的时候，在家冻着饿着与揭竿而起，就像泥鳅变黄鳝，成本差不多。如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吸纳进市场相互需求网络中的人数之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换句话讲，更多的人行为有了成本，也是反社会行为成本最高的时候。成本高，这类选择就少。这不是简单明白的道理吗？现在不少对这对那不满意的人，他们上网骂完人，上网签完名，还不是中规中矩到公司上班。因为日常工作不守规矩有成本。

这样一个判断简单却很重要，它决定中国是继续坚决的推进市场化改革，还是大摆免费午餐。

作者：高小勇(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